三元牛奶　养殖模式进河北

　　自建奶源基地 与规模牧场签订租赁协议 被认为是三元未出现三聚氰胺的重要原因———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令在牛奶大战中逐渐沉寂的三元知名度大大回升，北京人重又开始购买北京自己的奶品——三元。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三元牛奶滋养了三代北京人，见证了从计划经济时的“喝奶难”到如今的挑着喝的时代变迁。

　　今年起，经受住了考验的三元将在河北推行自己的养殖小区模式，准备把北京品牌的影响力做得更远。

　　据三元集团董事长张福平透露，在石家庄设立的河北三元公司将推行专业化养殖小区模式，将散户奶牛逐步并入规模化养殖小区，减少产奶环节，并逐步将北京的成功养殖经验引入到河北。

　　此前，在去年12月底，三鹿集团管理人与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租赁协议》。按照《资产租赁协议》，河北三元公司将对三鹿集团在石家庄地区所属的乳品一厂、二厂、三厂、六厂、包装装潢厂、奶牛养殖场(合称为“核心企业”)等企业中与生产销售乳制品有关的有效经营性资产实施租赁经营。

　　“散养这种方式不专业，比如检验奶牛在挤奶时是否生病需要专人去查体，但散养并没有专人去检查，奶农平时怎么喂养奶牛也很难监控。而奶站收购也不是很安全，如果奶站在其中兑水、加入奶粉，也很难控制。最好的奶还是自己养殖的奶牛产的。”张福平说。

　　据了解，从2001年开始，三元集团就拒绝收购散奶，其奶源80%来自三元集团的自建奶源基地，另外20%的原料奶来自北京市郊区的规模牧场，这些牧场与三元集团签订租赁协议，由三元集团派员统一管理。这种养殖方式被认为是三元牛奶中未出现三聚氰胺的重要原因。

　　目前，三元集团在其所属的奶牛场中已普遍实行了标准化体系建设。在管理上，所有奶牛场全部采用从以色列引进的管理软件。这种软件可以针对奶牛的饲养实际做出28种报告，随时监测每头牛的具体情况。一旦奶牛发病，电脑上就能显示出来，这头牛就会被送到“医院”，康复后才能再次上岗。

　　张福平说，三元集团自身有一套包括育种、奶牛养殖、饲料、乳品加工、配送在内的国内首条现代化奶业产业链集群，这保证了“从种源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有专人监控。“在三聚氰胺事件后，因为对乳品品质的严格管理，三元牛奶在市场上的销量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三元在保证北京供应的前提下，正在向全国市场发展。”张福平透露，三元的销售区域已包括河南、河北、天津、内蒙古、广西、江苏等地。

　　牛饮故事

　　从“喝奶难”发展到“喝好奶”

　　“1980年我的儿子出生了，因为爱人还要上班，所以只能买牛奶喂儿子。当时去牛场买奶不是随便买，而是凭小孩的出生证定量供应，每月按定量买奶票，用奶票每天去牛场取奶。当时，每天早上去三元东郊农场买奶就是我的任务。”这是市民骆振培对三元牛奶的记忆。

　　“现在想喝奶当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不仅仅是小孩、老人，我和爱人也都可以每天喝上牛奶了，买上几箱送人也没问题。”骆振培说。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三元牛奶滋养了三代北京人，也见证了北京奶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跨越，从“喝奶难”到“喝好奶”的历史变迁。

　　■喝奶需要三种颜色的取奶票

　　在三元集团董事长张福平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之前的北京奶业始终在与“喝奶难”作斗争，市民喝奶也与凭票供应联系在一起，在牛奶供应最紧张的时候，甚至婴儿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一个牛奶供应极度短缺的年代。据三元集团资料记载，当时全市鲜奶收购量仅为61705磅(约2.8万公斤)，这些牛奶即便是全部加工后，仅供给当年出生的婴儿饮用，还仍然有3145磅的供应缺口(约1430公斤)。

　　“那时候，只有家里有3岁以下的小孩或者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凭票购奶，成年人是很难喝到牛奶的。”张福平说，“取奶的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有瓷瓶的，也有拿自己家里的杯子的，还有很多人拿着输液的葡萄糖瓶子。”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牛奶供应短缺的状况也没有立即改变。张福平说，牛奶公司当时被迫推出了红、蓝、白三种取奶票，婴儿用奶户发红票，凭医院的新生儿出生证明办理手续，且规定了两周岁以下的婴儿每日供奶一斤半，两周岁以上的每日一斤的标准量;重病人用奶户发放蓝票，凭医院的诊断证明，每日供应牛奶半斤;老年人订奶户发放白票，适当月奶源情况逐月确定供应天数和瓶数，一般情况也仅仅是月供20天，每日半斤。

　　甚至在1982年，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出台如何缓解吃奶难的政策，决定全市统一实行“三保一代”的牛奶供应办法。即：在限量供应的前提下鲜牛奶订户只保证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重病人和外宾人士，对一般的订奶户，全部停止供应鲜牛奶，采用强化奶粉替代。

　　■告别喝奶难进入“小康时代”

　　张福平说，改革开放之后，通过接受国际援助和财政支持，引进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与国际大公司合作，在郊区建立了一批奶牛养殖基地和乳品厂，北京奶业有了迅速发展，北京市民也告别了“喝奶难”的年代。

　　“当时，北京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牛头运动’，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的要求，使得奶牛头数快速增长，1983年，全市奶牛达到33646头。” 张福平说，1984年，随着养牛业的发展和国际奶类项目的实施，北京牛奶实现了敞开供应，这是这一阶段的突出亮点。

　　这一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事件，三元集团牛奶公司投资180万元，引进了法国百利包公司的软包装牛奶灌装机，替代瓶装生产线。至此，京城百姓饮用牛奶彻底告别了瓶时代，北京市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生产软包装鲜牛奶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牛奶品种也逐渐丰富起来，巴氏奶、超高温奶、花色酸奶、奶酪、无水冰激凌、宫廷奶点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阶段，牛奶配送也告别了“布褡裢”时代，开始建立专业化的配送体系。在三元老职工的记忆里，最开始，送奶工人们自己用铁管焊成加长大自行车，车把比现在的长一倍，车身比现在的长三尺，层层布褡裢挂满车身前后和送奶工的身上，每个布褡裢上都有数十个口袋用来装牛奶。1980年，三元集团牛奶公司组建专业送奶服务社，开展送奶到户服务，北京的供奶点以每年50至60个的增长速度开始在城市广泛分布，市民喝奶变得越来越方便。

　　■喝奶要喝“放心奶”

　　张福平说，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通过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三元进行国企改革，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三元的品牌和影响力逐步体现出来。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三元集团打造的与国际接轨的“从种源到餐桌”的安全监督管理模式以及自有的包括育种、奶牛养殖、饲料、乳品加工、配送在内的国内首条现代化奶业产业链集群，给三元的发展带了难得的机遇。

　　在奶源方面，三元集团养殖场的牛群早已告别了昔日的木栏土墙，纷纷住进了“牛公馆”。在红顶白墙的现代化别墅里，每头牛都有单元面积高达95平方米的“标间”，“标间”内为每头牛配有木板和塑胶两张“卧床”，床边摆放的恒温饮水槽供牛随时饮用。屋内装有冷热空调，多个摄像头会即时把牛的生活场景传送到中央控制室。地面上的巨大箩筐则摆放着为它们按照以色列配方配制的饲料。

　　在挤奶环节，所有奶牛场全部采用以色列引进的管理软件。这种软件可以针对奶牛的饲养实际做出28种报告，随时监测每头牛的具体情况。如果奶牛患了乳房炎，这头牛就要隔离，绝对不能用来生产商品奶。从以色列引进全智能化机械挤奶设备也让挤奶告别了人工操作的年代。

　　但对乳品安全的坚持和严格监控，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张福平说：“三元一直坚持为市民供应鲜奶，但在2003年‘非典’期间，人们不敢出门，一些国内乳品厂家生产保质期较长的还原奶，乘势崛起，再加上成本的原因，三元受到了冲击，市场份额连续数年出现萎缩。”

　　张福平说，但也正因为三元对乳品安全的坚持和严格监控，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三元的影响力有了更大的提升，在股市上，三元股份出现了6个涨停板，在市场销量上也出现了大幅提升。“我对三元的未来充满信心，一定保证让首都市民喝上放心奶。”

　　牛饮链接

　　梅园奶酪：

　　用记忆恢复的宫廷小吃

　　北平的奶酪是满族人日常吃的一种冷饮、小甜食。做酪所用原料，主要是牛奶，再加上适量的酒酿和糖，一碗一碗地用炭火来烤，到了某种程度，再用冰来凝结，真是莹润如脂，入口甘沁，不但冷香绕舌，而且融澈心脾，饭后喝上一碗，真能化食解腻。

　　民国年间，北平城里城外，一共算起来奶酪铺也不过十来家，早年西华门里的香蕾轩、甘石桥的二合义、西长安街的二合轩的奶酪最负盛名。后来东安市场里也开了一家叫丰盛公的，据说这家掌柜头脑灵活，请来一位师傅，说是从前在清朝内廷专门制作奶品小吃的，所以丰盛公奶酪确实出过一阵风头呢。

　　除了奶酪之外，还有奶卷、奶饽饽，奶卷是用牛奶结成皮子卷上山楂糕，或是黑白芝麻白糖馅儿。一边儿卷山楂糕一边儿卷芝麻馅叫做鸳鸯馅，您瞧这个名多雅致。雪白的小瓷盘放上三寸来长，外白里红，肤润如脂的奶卷，甭说吃，看看就令人垂涎欲滴了。奶饽饽有芝麻白糖馅儿，也有枣泥馅儿的，因为这是精细小吃，豆沙馅儿就上不了台面了。奶饽饽是用稍厚点的奶皮子放在模子里，包上馅再扣出来，有方有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牛奶公司聘请末代皇帝的胞弟溥杰先生、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为名誉顾问。聘请御膳房传人指导、挖掘、整理了十几种宫廷秘方，开了“梅园”乳品店，目前已有30多家分店。